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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欢迎记者。”在文楼村——这座因为数以百计的艾滋病人而闻名世界的豫南偏僻村落——记者被三四十个村民逼到墙根。“送钱来㊣✅的吧？记者都是送钱来的。”也有人这样㊣嚷嚷。“我是送书来的。”记者想起背包中还放有10本郑州艾滋病专家高耀洁赠送的《艾滋病/性病的防治》。书立㊣即被一抢而空。其余的人继续盯着记者的背包不放。一个村民邀请记者到他家里，但大部分人似乎并不愿意记者这么轻易㊣走掉。
“你的记者证？”一个50多㊣岁的村民突然走上来，他穿着一件灰褐色的中山装，脸上布满在烈日和风沙中劳作积淀下的硬硬的皱纹，像警察㊣审㊣问罪犯式地冲记者吼道，“还有名片！”老汉盯着记者证和名片足足看了4、5分钟。有些村民情绪㊣激动起来:“都是你㊣们记者，说我们文楼有多少多少艾滋病，结果从北京遣返回来好多打工的，我们种的菜㊣都没人买了。”但马㊣上有人✅反驳:“你不要听✅乡里胡说，没有高医生和记者把咱们的病反映出去，现在你能免费吃药打针？”“高医生也不㊣咋㊣的，他尽㊣给病轻的人钱，不给我们病重的。”又有人说。更多的人围✅✅㊣过来，一层，两层，三层，四层，用各种眼✅神但✅并不友好地✅盯着。“你的㊣介绍信✅呢？”那老汉又蹦一句来，更威风地盯着记者。介绍信当然是没有的。
右后方终于有一个声音说:“中国公民到哪里不行啊。何况他还啥也没采访。把记者证还给他吧。”“不行，乡里说了，记者不㊣能私自来采访。”老汉并不准备让步。“让他走吧。”另外几个人也帮着说话。老汉迟疑之间，右后方的一只手把记者证夺过来，拉着记者往外就走。身后有人在骂骂咧咧。“请不要介✅意，我们都有艾滋病。”
这个名叫程建中的村民说，“我们也都是受害者。”程告诉记者，那老汉是✅文楼村“艾滋病协会”的会长。自从1999年7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桂西恩教授在这里发现了数以百计的艾滋病患者和携带者，死亡的阴影便笼罩着这个偏僻的中国村庄。
8月23日，国家卫生部在北京公布了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的艾滋病疫情——确切地说，包括6个自然村、3170人口的文楼大队，1995年之前有1310人常年卖血，按照1999年11月和2001年4月卫生部门的调查，43%左右的卖血者感㊣染了艾滋病毒。从1995年至今，至少31人死于艾滋病，241名病毒感染者和38名艾滋病人正在等待死亡。具体到只有800人的文楼㊣自然村，按照村民们自己的统计，90%的青壮年——至少300人以上——常年卖血，其中大概只有5个人得✅以幸免。“我们大部分都是桂教授查出来的，今年卫生部又来过两次，4月份查的是尿，6月查的㊣是血。”程建中说，“谁有病大家都㊣知㊣道，在这里也没什么好保㊣密的。”最初的恐惧和绝望之后，生活在这一世界上艾滋病发病率最高地区的村民决定打破沉默。尽管有人仍然为自己㊣得了“这个脏的病”而羞愧，中央电视台播出了这样的画面:一个60多岁的老农感到“我们文楼人太丢人现眼了，在人前抬不起头”，但大部分人已经不再自惭形秽。“我们没有卖淫嫖娼，也没有吸毒，我们只是到那些官办的血站卖血，我们又没有做错事。”
程建㊣中坚决地说，“必须有人为我们的病负责。”另一位村民告诉记者，他们希望提出诉讼，但不知道该把谁推㊣上被告席。8月4日，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率领的由官员和北京专家组成的中央工作组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紧张的空气。“现在日子㊣比以前好过了。”34岁的艾滋㊣病人程勇力说。免费医㊣疗对穷困的村民是㊣雪中送炭，8月29日记者到㊣文楼的那一天，X光机、B超、显微镜刚刚运到春节后修建的村㊣卫生所，这是按照专家的意见进行抗病毒治疗所必需的检测设备。
据介绍，为救助文楼村民，有关部门和当地政府已经花费了500万人民币，包括电网改造、小学修缮和40万元的药费。但村民们㊣还是不㊣满意。一个普遍的抱怨是县里一共发放了三次救济，但很多人只拿到一次:50元钱，一个毛毯和一双鞋，甚至有老实的病人一次都没得到。尽管政府保证病人的孩子可以免交学费，但这个新学期在文楼的小学校里并没有执行。从县直和各乡医院调来的医生护士几乎一天一换，对病人㊣病情的了解只能通过病历记㊣录。连对疫情的调㊣查都被指责动了手脚以压缩比例，有些父母患病的儿童被锁在学校的教室里不准外出，直至愤怒的家长上告，方由卫生部官员责令当地补查。“这是，上面对我们㊣很关心，但一到下面就变味了。”一位村民说。文楼村民对艾滋病的恐惧已经演化成外界对文楼的恐惧。卖油条的、卖猪头肉的、卖种子的、收西瓜的，现在都不再㊣光临了，村民们告诉记者，在中央工作组之前，没有看到有当地政府官员前来慰问或调查。关心和回避的并存使艾滋病人愤懑的情绪变得奇怪起来。
来自北京的官员曾请几位病人代表到上蔡宾馆，有病人便要求住带空调的房间，第二天又要求给自己家里㊣也装一个。“我了解他们的情绪，但我觉得他们应该找到更合情合法的途径要求赔偿。”告诉记者此事的一位官员说。
“战争㊣开始了。”高耀洁有些蹒跚地迈上河南省图书馆高高的台阶。这个76岁㊣的老太太用半年前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给她的“乔纳✅森·曼㊣恩世界健康与人权奖”的2万美元奖金和福特基金会1万美元赠款，印刷了12万册《艾滋病/性病的防治》。“我要把这些书全部发给最需要的人。”高耀㊣洁教授说，“我害㊣怕这场战争的灾难比二战还㊣要大。”
8月㊣23日下午，高耀洁和记者押送着第一批14400册书开始了她后来称之为“磕头”的送书之路。省教育厅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3150本，宋庆龄基金会525本，省图书馆5075本——只有在省图书馆，才有一位副馆长和馆长助理出来接待，帮着张罗卸书。“我知道你们有134个市县图书馆和800个服务站，所以我还准备给你们2万本。”高耀洁对馆长嘱咐㊣道，“但你们得把这些书发下去，我是要看回执的。”“我需要保证这些✅书能让需要的㊣人免费看到，而不是被堆在仓库里或被卖掉。”
高耀洁告诉记者，开封有一个23岁的女护士，给艾滋病人打针时不幸感染，她把伤口包扎上了。而实际上只需要按住动脉往外挤，用水冲，再放㊣入酒精中20分钟就行了脂肪醇价格，“她在㊣电话里哭着对我说，自己也到图书馆查过，但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书。”高耀洁已经自费把他的书寄给了700多索求㊣者。她还希望能给省卫生防疫站2万本，但有人不愿意接受，理由是不能让病人知道那么多知识。最后是主管的副站长王哲出来说线千本。“这是很残酷的，应该让他们知道，他们知道的越清楚越好。”高耀洁说，她去过很多艾滋病高发乡村，“那里连一张挂图都㊣没有，只是在上蔡那边的小学教室里挂了一个电影明星(濮存淅)。”
高耀洁曾经一度很担心有人阻止这本书的出版，因为她在书中提到了自己的发现:驻马店的上蔡、西平、周口的项城、沈丘和许昌的鄢陵等县的很多病例证明，夫妻中有一方得了艾滋病，另一方可能过好几年也没有发现感染病毒。她提出✅这一“值得关注的问题”的用意，一是提醒学界对中国人体质与HIV性行为感染的亲和力进行研究，更关键的是佐证自己的一个重要观点:在中国，血液是艾滋病最大的传播途径，绝大部分的艾滋病患者都是采血问题的受害者。
即使到目前为㊣止，官方的说法还是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以静脉吸毒传播为㊣主，在估计的60万HIV病毒感染者中，吸毒者占总数的69.8%，经性㊣接触传播的占6.9%，从1998年到2001年6月，经采供血传播的✅占同期㊣感染总数的6%。“我以前也这么认为，《艾滋病/性病的防治》这本书1996年第一版时也是这么写的。但从✅1999年开始，我发现情况不是这样的了。”高耀洁说，“我们是经血传播为主。”
今年年初，高耀洁和桂西恩这两位在河南农村有很高知名度的✅医生，受邀参加了在清华大学开的一个研讨会。会上北京一位姓汤的教授提出新观点，中国的艾滋病感染70%—90%是通过色情业传播。“我像苍蝇一样跟着这汤教授，问他说的是真的吗。我以我的人格担保，通过色情业传播的连7%—9%都不到。后来这汤教授说，他是查了好多文件和资料得出的结论。云南和四川的代表说他们那里以吸毒传播为主，结果仔细一问，他们也是连一个艾滋病人都没见过。”高耀洁在记者㊣面前挺起胸膛，“我见过的艾滋病人不下一千，我收到的数千封㊣信来自全国各地，99%都✅是血液传播。”
记者只去过河南调查艾滋病，所以对全国的状况没有发言权。但在豫㊣东✅的开封，当地最大的一家医院的主任医师告诉记者，这几年他们检测出的艾✅滋病人和携带者上千例，全部是献血和被动输血者，开封尚没有发现一例因性传播和吸毒致病者。当记者再次向他㊣确认每年经他们医院发现的艾滋病人和携带者是否有1000人㊣的时候，他犹豫很久，才回答说:“今年也就几㊣十例吧。”发布像艾滋病这样的传染病疫情，是只有国家才有能力和权力做的事情。
事实上，没有人知道真实的数量有多少。这位医生只能告诉记者，90年代初开封的尉氏、杞县等地血站和卖血的普及泛滥程度一点不比上蔡差，卫生部和桂西恩对卖血者的艾滋病感染比率的检验结果分别是40%多和60%。即使按照这个比率，也是十分恐怖的数字。记者在开封尉氏县屈楼村看到，这个700人的小村庄去年死亡4人，今年又死了4个，还有5个人已经明✅显表现出与死者共同的症状:持续发烧38度以上，持续腹泻，体重几㊣十斤地下降，长疮流浓，脸色吓人的发黑。
记者把所见所闻告知河南省卫生防疫站副站长王哲，王哲回答说:“这些情况我们都掌握。”但屈楼✅村民告诉记者，自从1999年那里开始出现疫情后，没有任何一位来自北京、郑州、开封或者尉氏县、乡里的官员或卫生防疫人员去过。8月27日下午，在郑州纬五路河南省卫生厅的门✅口，一个中年农妇蹲在地上痛苦地呕吐着绿色的东西。100米外的省卫生防疫站门诊部，是河南省㊣惟一的艾滋病确诊医院，三楼的㊣确诊室门口，从4点到㊣4点10分，等待在那里的一男一女分别被告知染上了绝症。医生问了一句“废话”:“以前卖过✅血吧？”然后一人发了一张4开小报，告诉他们回去注意㊣家人预防，就不再多说一句。男人很快地离去，那个来自豫北焦作温县的农妇和她的丈夫茫然✅地等待着什么，但终于也慢慢地下楼，出门，然后一前一后，消失在人群中。他们㊣的脸上，什么表情也分辨不出。“没有多少安全的地方了。”记者身旁的一个男医生说了一句。不仅仅是一个上蔡，甚至上蔡可能㊣还不是最严重的，因为有比㊣上蔡更穷、卖血㊣更多的地方;也不仅㊣仅是河南，在陕西商洛地区，在河北、安徽、山西，都发生过甚至还正在发生着这样的惨剧。
“中国已经进入艾滋病流行的快速增长期，一旦进入增长期，就会呈现感染加速增㊣长的趋势，如果在这个阶段防治措施㊣不力，就会迅速进入泛滥期。假如不迅速采取有效措施，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艾滋病的流行将成为国家性灾难。”去年6月28日，中科院院士、艾滋病研究专家曾毅教授在中科院院士大会上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如果真的是采血——至少在像河南✅这样的区域——是采血把数以千百计老实本分的农民制造成艾滋病患者，那么，人类历史上这一罕见的公共卫生事故，该到了揭开盖子追问责任的时候了。
1995年，是世界流行病防治的奠基级人物巴斯德逝世100周年，这一年2月26日到3月1日，在河内举办了一次纪念巴斯德逝世的国际流行病研讨会。会议行将结束时，与会的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院长曾毅突然接到国内电话，河南河北地区发生艾滋病大规模疫情，催促曾毅尽快回国。究竟是发现了什么迹象和事实使得卫生部如此紧张，我们不得而知，被采访的一些卫生官员也说法不一，但从㊣现在回想起来，一些先㊣兆㊣早已有之。
1991年初，当时还是河南省人大代表的高耀洁从参加人大会的农村妇女代表那里得知，一些农村因为卖血导致肝炎等传染病流行，她当即提案，要求严格买卖血卫生管理。也就在那前后，省卫生防疫站的一位老专家百思不得其解地发现，被消灭已久的疟原虫又在豫南一带流行，直到一位从驻马店出来的省领导质问他，驻马店防疫部门的血站抽农民的血，一天㊣卖几次，这么抽老农民的血不抽垮了？
1992年七、八月间，河南省各✅地普查丙肝，结果㊣吓人一跳，这个刚刚分离出来的肝炎种类在河南的发病率居然直追老牌传染病乙肝，比国外的发病率高出四五十倍。尤其是在卖血人群中，感染丙肝的人数一般都在一半以上。然而，疟原㊣✅虫也好，丙肝也好，毕竟不是什么要命的传染病，当时所采取的措施是不再允许他们的血用于医疗输血。没有人想到，更多的人因此而被推入✅更✅为残酷的深渊。不能用于医疗输血并不㊣代表不能卖血，当时刚刚兴起的一种单采血浆的卖血✅方式就并㊣不拒绝丙肝患者，这种方式只需要检测乙肝两对半。所谓单采血浆，就是把采到的血用离心机分层，只要血浆，把红细胞回输卖血者，采到的血浆卖给生物制药公司，可以提炼制成人血白蛋白、球蛋白、干扰素、血小板因子等昂贵药剂。据一位医生出身的卫生局长介绍，白蛋白在临床上广泛应用于治疗休克、烧伤、外科手术、癌症放疗化疗、生产失血太多后等引起的血容量锐减，以及慢性肾炎、肝炎、糖尿病，到目前为止，白蛋白的生产还主要靠从人血浆或人胎盘中提取。
90年代之前，中国医院所使用的白蛋白基本从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国进口。但按照卫生部、外经贸部、海关总署1984年和1988年两次联合通知的说法，“鉴于资本主义国家中同性恋和静脉注射毒品已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艾滋病又常见于男性同性恋者，而国外用于制造血液制品(如白蛋白、丙种球蛋白等)的血浆供应者中同性恋㊣㊣者又占很大比例”，为防止艾滋病传入我㊣国，血浆、人血白蛋白、球蛋白等血液制品被禁止或限制进口。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内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兴建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也是一桩一本万利的好买卖。血液制品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稀缺商品，中国直到80年代末白蛋白的产量也不过十多吨，根本供不应求，由于进口受限，价格高企。而中国是人口大国，像河南这样9000万的人口大省，80%是㊣低收入的农民，哪怕这7000万人㊣有百分之一二愿意卖血，哪怕每年只卖一两次，也能创㊣造上亿的价值。与此同时，可以带动大批采血人员就业——于国、于民、于商都是只赚不赔的㊣好事。偏远贫困的内地农村因此成为便宜而干净的血浆的理想采集地。这其中㊣关键的中间环节是主要由卫生医疗部门开设的血站。事实上，这些被卖血者称为官办的血站始终是“血浆经济”最积极的开拓者、鼓吹者和组✅织者。“在医院门口的广告栏里，贴着献血光荣，救死扶伤。”同样属于文楼艾滋病人一员的程建中告诉记者，“血站总是宣传采血的好处，单采比全采好处多，说血跟井水一样，抽几桶还是那么多，经常把✅老水抽出来换新水，去旧血，换新血，有利于✅㊣新陈代谢。对身体有益无害。你不去卖血，说明你身体不健康，有病。”每次单采都需要先从卖血者抽出800cc满满两大袋的“全血”，经过离心机和净化室分离后，再将下层的㊣400cc红细胞回输，卖血者得到40元到50元，根据地点和时间的不同略有差别。这种方法的一个妙处是由于负责运输氧气和养料的红细胞并不减少，所以卖血者抽㊣掉400cc不会觉得明显的虚弱和精神不振。但灾难就在这不知不觉的回输和皆大欢喜的赚钱中降临了。至少有三个环节被认为存在着致命的㊣漏洞。
首先是抽完血后剪断输血管的消毒剪和掐血袋口的消毒钳，这两个器械都与抽出来的全血接触，但原上蔡县人民医院血站的一位护士承认，这些总是沾满鲜血的剪子和钳子都只是在晚上泡一夜，白天肯定是刚沾过这个人的血又去碰另一个人的。然后是离心机，境外有报道称是将几个同一血型人的全血混在一起离心，然后再把已经充分混合的红细胞回输。但记者在河南采访时，没有听到有哪个血站是这么操作的。
事实上，普遍采用的离心机里面被分成✅12个小锅，每个小锅里放两袋血。但即使是这样分隔离心，也非㊣常容易出现血袋被甩破的情况，离心机里鲜血淋漓是很正常的事情。但血站分离员一般只是把破损严重的血袋扔掉，如果血细胞流失不太严重则照常操作——✅这种情况下，同样会有沾有别人血液的红细胞被回输。由于回输这种特殊的操作过程，无论是消毒剪、消毒钳还是离心机，尤其是前两✅种器械，为病毒的可能传播大开其门。不知什✅么原因，单采浆中存在的这么普遍的大漏洞，一直没有得到机构庞大的医院、防疫等卫生系统的察觉和关注。
农民在✅拼命地卖，血站在拼命地采，而卫生主管部门，则在拼命地办血站和发采血许可证。1993年到1994年，血浆经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国家“适时”开放血液✅制品出口，更大调动了采血收浆的积极性。不仅是防疫站、卫生局和医院，乡镇企业局、公安局、人武部、物资局，各种相干不相干的部门、单位㊣都纷纷上马血站。而给血站发许可✅证也被认为是有利可图的权力，由于采血许可证需要省级卫生厅发放，在全国范围内，几乎都出现了卫生部门中医政、疾病控制和爱卫会三家争管的局面——最终医政夺走了这块肥肉。几乎可想而✅✅知，争夺意味着权力寻㊣租在血站批建中发生的可能性。由于时过境迁，寻找到某种确凿的证据是困难的。但河南省的一位前防疫官员一针见血:“我1993年曾经到下面几个血站看过，一看就害怕，离心机一离血袋就破，还有㊣消毒钳，血站工作人员有很多连融血反应这样的基本知识都不懂。
现在卫生厅的官员都至少是医科院校大学毕业，他们㊣不会连这些都看不出来吧——要么是装作没看见，要么就根本没看。这不仅仅是官僚主义，这根本就是腐败。”但发财心切㊣的人们已经顾不得许多了。最颠峰的时期，整个河南省血站超过230家，仅驻马店就有39家——这些都是由政府部门主办，经过省卫生厅批准的。“我们这里㊣很多人都是上午到县城卖血，一扭脸又㊣跑到开封卖去了。”开封尉氏县屈楼村的丁军对记者说。血站的遍地开花固然为农民献血提供了方便，但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艾滋病的交叉感染和异地传播。
按照采血手册的规定，单采血浆者每次至少要间隔㊣半个月，但事实是这个规定如同废纸。“我一年㊣最低㊣300次，平均是一天一次，实际上一天抽两三针是常有的事。”文楼村民程彦军说。那位血✅站护士告诉记者，由于卖血农民太多，他们当时五六点钟上班采小血(指化验)，正式采血常常从早上七八点钟✅持续到晚上七八点钟。程彦军也证实，他们村的㊣卖血者总是凌晨三点钟就起来，“去晚了还挂不上号，去的早可以赶上挂两个号，上午一针下午一针。要么就是前院抽完赶紧往后院跑再抽一针，或者各抽两针。”他们习惯于把县卫生局㊣的血站称为前院，把人民医院称为后院，程彦军也抽过4针的，但抽完之后当场晕倒抽筋，习以为常的护士只是过来㊣给他挂一瓶葡萄糖。“他们从来不阻止㊣㊣我们一天卖几次，有针眼捂住就给你扎，也不管你的血质量✅不质量。”
程勇㊣力说，每天在着两个✅血站卖血的总有500人以上，每天抽1000针，床位不够就✅一头躺一个。后来在邻近的遂平县一个血站打过工的程勇力知道这其中的暴利:“除去给卖血者的40多块钱外，血站㊣还能净赚至少70块钱。”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农民献血者不是没有责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驻马店、开封、周口、商丘的㊣一些㊣㊣乡村，卖血成了一种生存状态。“公路上站满了搭车去城里卖血的村民，像赶集一样成家✅成户㊣地去。走在路上还说着，这个胳膊是化肥(指尿素)，这个胳膊是磷肥。”丁军曾经开㊣过一辆“奔马”跑菜，很快他和其他几辆车成了接送卖血者的班✅车，丁军也就是在拉人过去的过程中顺便卖了不到10次，这是致命的10次。对生财无门的农民来说，卖血是个不错的职业，依靠卖血盖房娶媳妇都不是新鲜事。程勇力90年的时候曾到广东打过✅工，一个月也有600多块钱，但干了一个月就觉得还不如卖几针血。“觉得又不干活又㊣不累，往那一住，没钱了抽几针，还可以带些钱回去。抽得猛了，休息一个月也就㊣养过来了。”
程勇力很是后悔，“当时真没人告诉我这么危险，如果知道传染㊣这种病，别说四五十，给四五百都不干。”谁也不会拿自己生命开玩笑。1993年后，程勇力真的没有再去卖血。他最后一次在县人民医院血站刚抽完，就浑身发冷，持续高烧，打了20多天针不见好，后来怀疑是发疟子，打了一针奎宁好了。“当时我怀疑是冬天输的盐✅水太冷，血管㊣受不了了。”
程勇✅力说，“我从此再也不敢卖血了，后来跑到海南的一个度假村当保安。”现在看来，那更像刚刚感㊣✅染艾滋病后出现的症状。1995年3月，就在曾毅回国前后，河南省卫生厅和公安厅突㊣然发布通知，开始大规模取缔已经泛滥成灾的血站。这次行动是强有力的，到1996年初，几乎所有的县级血站都被关闭。这之后虽然有一些血站经营者——比如承包上蔡人民医院的姓尼的医生——继续私下采血，但在半年之内，这些地下非法血头即遭到严厉打击而销声匿迹。然而，悲剧已经酿就。把责任推给那些非法血站也是不负责任的，它们存留的时间太短。在1995年之前，地下血站更少✅之又少，原因很简单，就像㊣烟厂和电信公司一样，根本轮不到他们吃那块肥肉。
公允地讲，在最初，没有人能想到艾滋㊣病的乘虚而入。“我一直以为艾滋病在中国不可能大规模流行。”一位市卫生局长✅✅向记者坦言。他的理✅由是，中国家庭还是㊣比较稳固，即使到今天，婚外性关系也不多，而且让人✅看不起。同时中国对毒品打击力度很大，吸毒传播也不可能扩张。“一直到1995年，全国一年报道的感染者✅才一两千，70%多因为吸毒，20%多通过性传播。传播范围都非常有限。”不知为何，中国的艾滋病防治专家、官员和各种文件✅书籍，可以谈中国的吸毒问题，可以谈中国的地下性产业问题，惟独对输血供血传播不以为然，常常语焉不详，一笔带过，统计数字中相应的感染比率也少得可㊣怜。这种疏忽带来的恶果到今天已经显露无遗。
事实上，全世界通过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而感✅染㊣艾滋病毒的报道已有多起，最著名的是法国输血案，由于当时刚刚发现HIV，法国上尉实行献血者㊣HIV抗体检测，结果导致数千名输血者感染HIV，以至死亡。这一事件引起全世界的震惊，导致法国卫生部长辞职和有关人员坐牢。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至少在1994年，河南的卫生部门已经获知卖血者中有艾滋病患者或携带者。当时一批由兰州生物制品所出口南韩的血制品中被发现含有艾滋病毒，原浆就采自河南。也就在这一年，上蔡县人民医院血站收到上海生物制㊣品所的通知，它们售往上海的血浆中被抽检出有2例携带艾滋病毒。相信同样的报告应该也递交给河南省卫生主管部门，但后来的处理办法是这家血站不再允许这两人卖血。
至于这两个人是否继续到其他血站，没有人再去过问。也没有人再去深究，这么危险的单采回输㊣法，这么随意的卫生条件，这么踊跃的多次卖血者，一旦出现一个艾滋病，后果会是怎样的？对医生来说，这些都并不是需要费很多脑子才能想到的问题。不是没有警觉者。也是这一年，省卫生防疫站的一位官员发现，下面送的血样虽然全部合格，但有很多是一个样本分装的，于是他找来一批原㊣血样抽检，这一㊣抽不得了。“旁边✅的学生说，老师，我们可以申报科研成果了，我可是腿都吓软了，这种东西永远不出现才好。”可惜的是，这一次次警告没有引起重视。往最积极的方面猜测，可能是出于保密的考虑，HIV在卖血者中的出现没有通报给下面的卫生防疫部门和血站，或者即使有人知道也不了解艾滋病怎么传播。
上面的管理者虽然㊣知道有艾滋病，但根本不了解下面是怎么采浆的，所以意✅识不到可能大规模传染的严重性，只认为那是偶然的个别现象，不让感染者再卖血就万事大㊣吉，证照批，血照采，财照发。就这样，由着H✅IV的幽灵㊣㊣在中原游荡，毁掉村民的健康，侵蚀着一个个贫困乡✅村的灵魂。“如果当时就追究㊣的话，就能减少很多人被感染。”
程勇力㊣说。惟一值得庆幸的㊣是，1995年对官办血站的查封是坚决的，尽管一些✅血站一直延续到1996年初。但艾滋病大规模血液传播的蔓延之势被掐止了。随着1998年《献血法》的出台，买卖血制㊣被禁止，河南省的血站缩减为23个，所有医院用血都由这23个中心血站统一供血。
据河南省卫生厅介绍，经过2年的努力，到2000年，河南的临床用血100%来自无偿献血，卫生部对✅河南采供血机构血液抽检，合格率也达到㊣100%。可是，另一些事情✅又有㊣✅些让人费解了。在大力推动中心血站建设和无偿献血的同时，因为卖血而传染的艾滋病疫情却被冷冷地掩盖了起来。1996年，在曾毅等人的一再督促下，河南省卫生厅搞过一次全省范围内的献血✅员抽查。
这次抽查的结果被放置于保险箱里，有人说抽查㊣的结果很惊人，但记者得到的数据是，当时全省17个地市，信阳的调查结果排名第一，抽检5000份，其中106份呈阳性，其他地市都相比低得多。这个排名让信阳地方领导很难堪，但一位卫生官员说，纸里包不住火，不信三五年后再看。此次抽✅✅检后，盖子被更紧密地捂了下去。到1997年，开始陆续㊣有人高烧、腹泻，没有人知道他们得的是什么病。到1999年，有人开始死去，更多的人开✅始发病。一直到高耀洁和桂西恩教授惊恐地发现，在那些偏僻贫穷的村庄里，居然有如此高密度的艾滋病人。即使到今天，在河南采访和报道艾滋病仍然是一件讳忌莫深的事情。除了上蔡文楼，其他地方的艾滋病仍然不被官方提及。开封的那位医生抱怨说，没有㊣人向他们通报当地的艾滋病感染和发病情况，他们也不能下去调查，医院很难根据实际情况准✅备诊治，一个三级医院连对症艾滋病的杀毒药品都没有，只能是真正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由于河南省仅有省卫生防疫站有确认权，我们只能初筛，但病人一般都不会再去郑州了，他们也知道这是不治之症，致使地方上发现病例却又无所控制，大批病员消失在人群中。”
这位✅医生说，按照国家规定，医院初筛发现后要在12小时内通报当地卫生局，“我们这么做㊣了，但没有任何一个部门跟我们联系去追查，这个㊣病人在那里，怎么处理;我们送去的样本，省里㊣也一直㊣不反馈。”“无论如何，都得把㊣情况搞清楚，不能闭着✅眼说瞎话。”这位传染病专家说。对防疫✅和传染病医生而言，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坐在医院里等待。“回避是最糟糕的解决方式。”美国华裔科学家何大一对中国的艾滋病防治状况直言㊣不讳地指出。
联合国在一份长达135的报㊣告中写道，全球艾滋病毒感染㊣者已达3400多万人，最少还另有5000多万人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了艾滋病，“这是更大的危㊣险。”当然，有关方面也有他们的考虑。“我们对一些重点区域进行过抽查，但只是抽查。”河南省卫生防疫站副站长王哲告诉记者，国际上也不主张普查，“没有这个能✅㊣力，势必造成对预防资源的转移”。“这个问题非常复杂。”王哲强调，一个感染艾滋病的人也是有公民权的人。不能✅限制他们的自由，又不能让他们在当地过不下去，小孩上学没人要，生意做不成。他向记者解释，为什么不在新蔡等其它一些高发区建立像上蔡文楼那样的卫生所:“卫生所一建，等于立了个牌坊，说这里是艾滋㊣病村，你让他们还怎么生活？”在王哲看来，文楼的方式㊣是失败的，对当地造成很多负面影响，“我们希望用温和的方式，既减少疫㊣情的蔓延，又不影响当地经济和正常生活。”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去年在驻马店㊣召开的全国东西部乡镇企业洽谈会上，就有外地投资者㊣对上蔡退避三舍。记者在尉氏屈楼采访时，有村民告诉记者，他们种了两亩半无籽西瓜，拉了一大车到城里卖，一听说是屈楼的就没人买，后来总共卖了80块钱，辛苦了一年，连瓜籽钱㊣都不够，回来的路上女人们边走边哭。
但是，在经济和生命✅之间，究竟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即使文楼因为高桂两位医生和记者的披露而经济和形象受损，记者在其他地方看到的——缺医少药，没有外㊣界的光顾，没有政府的救助，也没有任何防治措施，眼看着家庭的支柱一个个倒去，只留下老人和孩子，这种方式不是更失败吗？“1988年，当乔纳生·曼恩博士领导世界卫生组织成立‘全球艾滋病规划’项目和设立世界艾滋病✅日的时候，我们的国家正在设立自己的‘艾滋㊣病长城’。这也是乔纳生.曼博士当年来中国访问时对我国卫生领导人与同行提出的问题:你们要㊣建立中国的‘艾滋病长✅城’吗？”高耀洁说，“要把艾滋病拒之国✅门之外，这个想法非常具有诱惑力，也非常天真。在我们的地区已经有许多人死于艾滋病，并留下许✅多孤儿。
我们还是晚了，我们可能要遭受更大的痛苦才能知道我们面临问题的严重性。”曾毅曾经作过✅测算，当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达㊣到60到100万的时候，随之而来的经济损失每年可以达到人民币4600—7700亿元。在采访前，国家财政部的一位副部长得知这些数字后大惊失色。真实的数字恐怕会让他更为吃惊。然而，这些㊣数字对34岁的文楼村民程✅勇力没有任何意义，他只知道他快要死了。“这个病世界都治不好。
我在海南当保安的时候经常看《参考消息》，报上说到2004年杀艾滋病毒的药品能研制出来。不说㊣有没有钱治，3年我也活不过去了。”他对记者的安慰✅一笑了之，“我现在天天要挂针，最多㊣我也就能活几个月，一年都活不了。病毒发作就不行了，就快了，我知道。”程勇力最担心的就是✅他刚刚上学的孩子。“我和我爱人都有那个病，我知道一般情况下这孩子也会有，但我不敢让他去检查，我只希望万一他是✅个例外。”说到这里，这个一直努力像他在海南当保安时一样操着普通话的男人又✅笑了一下。但愿有万一。 （《三联生活周刊》）